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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投了反对票之后
作者:郑依依
1949年9月30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夕。
集合中共党内党外人士、包括诸如中国民主同盟成员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576名代表，在这天选举新政府主席。毛泽东以575票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次不记名投票中，唯一只有一票没有投予他的，据写作“历史调查新闻”的北京异议记者戴晴依仅有的考据，是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张东荪——唯有他一人，这位在该年初才居中共与国民党中间谈判，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民主人士，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热闹至狂欢中，冷静地投下自己由衷的一票。
这一票相对往后中共在民主派中间开展的“肃清”“反右”运动，颇像嘲讽的预警，告诫正热切等着在新政权中分官封侯者，亲友叛离的肃杀时光，将不远矣。
戴晴在近作《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发掘一段当今青年少知的中国民主派在新中国的经历。
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率25万北平守军全部向人民解放军投降，迁移城外接受改编之前，此时，乐见中共从革命党将顺利变成执政党的民主派人士4位，包括张东荪、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雷洁琼，与她同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的丈夫严景耀，以及清华大学知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去到中共当时位于河北省平山县的总部，与毛泽东商谈民主派参与到未来政府之事。
这时这些民主派被邀前去，既是准国家政权的首长为得到全国、特别是知识分子，希望拢络他们认可新政权，亦是对他们的礼待与重视。
无可否认，这是民主派与中共的蜜月期；对于大多数民主人士而言，这甚至一再延续，直到1950年代中的反右运动里，与共产党的关系，能否顺应或取悦中共，仍然是许多民主人士行事言论的主要考虑。
而在1949年投票选举中央政府的关键之时，从贪腐的国民政府统治、外族进侵国土的抗日战争走来，而又相信寄望每日口中提着清廉的共产党之民主人士，更是热诚地投以信赖的一票，人数正如上文所引。
在毛泽东知道选票中少一张的时候，虽然在中共里早有估计是谁投的反对票，戴晴指出，虽然“毛口中说‘不选就不选吧’，令大家后来都以为他忘了，但其实他清楚记住”。而对于追求绝对权威的他，开始了政治战场的转向，“他说过军事上的胜利已经没问题了，该转到‘未来统治国家时我要高高兴兴的统治’，哪能给你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一天到晚都有自己的意见”，也是戴晴用“整本书来看看他记住之后他周遭的人怎么做，整个国家系统怎么做”来肃清异己。
其一是以策赏功臣方式收买人心。像让民盟的柳亚子自以为协助建政有功，亲昵地向毛泽东要求：“润之，你把颐和园赏给我吧！”戴晴将其时民主派对与新建政的中共关系的微妙心理关系，举例描述，令人叹为观止。
譬如，后来被打成“头号右派”的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在新中国之初，曾经一度官至交通部长等高位，出入有鸿儒，当时为年尚小的章诒和，几年前就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写过她童年在家里所见的这些民主派，包括时任司法部部长的史良，写她“长得美、又爱美、懂得美”，毛巾最多只用两星期“不能用到发硬”、又会以被视为国民党特务才穿着的“香云纱”做连衣裙“布拉吉”的娇媚女子。
不过，“史良一到1949年，刚开始，就换上一身列宁装，还戴上帽子！不伦不类呀！”戴晴放声笑说，“黄炎培帽子还不会戴呢！他原来西装，1949年，就赶紧换上干部服，帽子歪戴着，哈哈！”教育学家黄炎培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里都曾被许予官职，他都一一辞拒，在新中国刚成立后以74岁高龄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据传他是民主派人士中第一个提出“毛主席万岁”口号的。
雷洁琼曾经因为坚定地参与抗日救亡，被认为是著名的民主斗士，“可是整个政局、共产党政治伦理改造人的力量”，戴晴形容变得只会说八股官话的她“就像一张白纸，单薄、苍白、完全没有生命力，是个牵线木偶，人家要她怎么动就怎么动”，常常没有自己什么不同的见解，“或者她有但不敢说，毛泽东最喜欢这样的人。这使她地位一天天高，地位愈高愈没有自我。”
这些民主左派在早年便因为原来就认可共产理念轻易得到中共的倚重，对比之下，并不认同共产专政的民主右派，便以分封不同官位的差别，诱发他们改变思想，“像最想跟左派争官位的是罗隆基，他成了当时右派小集团的头目，叶笃义后来记述得很清楚，写他着急‘咱们哥们也得商量商量呀，干嘛你们不争取，看人家多争取呀’ 。”
甚至于煽动起民主派里的勾心斗角，诱发当中的“派系斗争”：“你说是路线不同也可以，你说是妒忌也可以”，离间他们。像张东荪，毛泽东公开称赞他是“北平和平解放第一人”，使张东荪心里煞是不安，跟毛说：“不要这么说，这样我会得罪很多人的”，毛泽东回：“得罪人是我得罪，没你的事。”
“为什么毛要这样说呢？他是谋略家，这是他的谋略之一。”戴晴以“游刃于儒、法、道、术，经千年提炼而成就的‘人精儿’”来形容毛泽东，“他打出每张牌、每一套权术，都是一定要思想的歼灭，以保持绝对权威”，对于开国初年民主派要求的多元声音，他视为是“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捣乱”，“不知道我要先打扫好房子才能请客”，要使这些“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可是就是有不能打扫掉的异议者，不怕发出孤清的独立声音：像一生是长袍、免裆裤的张东荪，虽然得到毛的礼待，却投下反对毛当国家主席的一票，委予双重官职，情愿让出一个职衔，只待在学院教书。甚至在后来知识分子“洗澡”的运动里，拒绝以批评自我思想来作检讨，而真的与过去争取民主的同行人形如陌路。
1960年，张东荪好友史学大师邓文如去世，孤伶伶没人吊唁，张东荪想起1949年初居中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调后，多元民主声音在新中国的逐步零落，今昔相较，写下七言律诗追悼至友，并言感慨，“人间热泪已无多”。
在一面倒顺从毛泽东的1949年选举会议以后，不为赏赐而折腰的知识分子风骨失落；在共和国强大的国家机械消声运动下，真诚的异议声音，从此也就无多。
<一下来自百度>
●留学东洋觅新知
少年张东荪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西方思潮如万斛泉涌的时代，加上慈禧太后暮年施行新政，鼓励学生出洋，走出国门看世界便成为不满现状心忧天下的年轻人的必然选择。张东荪也不例外，他于1904年获得官派留学资格，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留日时期的张东荪，一方面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熏陶，开始进行初步的哲学研究，另一方面，面对国难日深的严重局面，也兴起了强烈的入世、救世之心。
1907年，他在日本认识了前来讲学的梁启超，接受了立宪派的改良思想。这时的张东荪还与同学蓝公武等人创办了一份《教育》杂志，鼓吹教育救国。《教育》杂志虽然仅出版两号，但它对于当时介绍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堪称后来以“政论家”著称的张东荪指点江山的啼声初试。
1911年，张东荪从日本回国，按照清政府的有关规定，和其他留学生一起，在太和殿面见皇帝，进行殿试，被清政府授予格致科进士。
●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这时身居北京的张东荪正热心撰写政论性文章，闻讯立即买舟南下，参加了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担任内务部秘书。1912年，南北议和，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随之北迁，张东荪却没有参加政府，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办报议政。这与他对当时社会、国情的认识尤其是对现实政治的体察有关，三个月的从政经历滋生了他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认为国家此时急需有人在政治理论方面加以指导，同时他也感到自己的兴趣和才能并不在做具体行政工作即“干政治”，而是监督政府启发民智，即“评政治”。他认为“干政治”与“评政治”是不同的，“前者作政论是为了政治的，后者却只是对于政治发言而并不去干”，又说“殊不知民主国家所需要的不尽是干政治的人才，即坐而论道的批评家亦未尝不是国家一种需要。……有些人责备批评者，以为是说风凉话，自己上台亦未必干得好，这些都是最不通的议论。即在外国，如萧伯纳何尝不作政论，但人民并不要求他去干；到过中国来的罗素亦喜欢谈政治改革问题，但亦没有人责备他为何不参加实际上政治活动。”以萧伯纳、罗素这些西方大哲作参照，立意要做政论家的张东荪决心“言其所信”，他说：“若只限于评政治而不去干，则当然应该言其所信（不赞成暴政就反对，不赞成流血就批评，用不着取巧）。有无左右夹攻，在所不计，即被夹攻，亦当甘之如饴。”
在近现代史上，张东荪扮演着多面角色：学者，报人，政论家。作为学者，他被研究者称为“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人”；作为报人，参与创办《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主办了《解放与改造》等多种时政刊物。在张东荪等人的努力下，“学灯副刊”被誉为五四时期三大报纸副刊之一；作为政论家，在近代中国风雷激荡的语境下，他总是力图坚持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人的对峙中，他一方面对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的行为严词抨击，另一方面指责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是“乱党之罪”；一方面引进社会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又说什么“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一方面认为“国民党之取北洋军阀而代之完全是换汤不换药”，另一方面又对两个派别都表示失望，寄希望于“另起炉灶，造成一个新的势力”，好像下决心要两边都不讨好似的。虽然张东荪一度下决心要舍弃政治致力文化运动，但跟近现代史上那些富有救世激情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始终无法和政治绝缘，始终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为抵制蒋介石政府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他和张君劢组建了国家社会党，起草了国社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训政，还政于民。抗战爆发，在燕京大学教书的张东荪一度被日本宪兵逮捕，狱中曾以自杀表示决不屈服之态度。
张
●以死抗日的爱国教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一直关注着中国命运的张东荪分析了国内外时局，正式形成了调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共产党与国民党，借以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所谓“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38年初，他与叶笃义等人从北平秘密至汉口、桂林，借参加国民参政会之机准备将此意见直接进献给国民政府。但他有见于“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纳”，便扫兴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他一面教书，著述；一面关注和研究国内外时局的发展，与中共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他预料日美必然开战，主张提前先行解散燕大，把教员与学生转移到解放区或西南大后方，但张东荪自己并没有撤离北平。
张东荪的言行，早为日本宪兵注意。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10名燕大教授被捕。他先被送到西苑日本宪兵队，不久押送到沙滩旧北京大学的红楼（北平日本宪兵总部所在地），与赵紫宸一起关在第16号牢房。张东荪是当时中国知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又在日本留过学，日本宪兵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给小渔的书信透露的信息是，日本人请张东荪做教育部长，北京市长。然而，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张东荪利用各种借口挫败了日寇的阴谋。他回忆说：日本人“希望我答应与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态度对付之。我说：我一向是个国民党的反对者，汪精卫是国民党，其政府亦是国民党，决不能与之合作。”接着日本人“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加以劝诱，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张东荪回答说：“共产党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关押两个月后，1942年2月，他被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然后押解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张东荪先后自杀四次而未遂，并与看守厮打，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1942年6月18日，张东荪被日军判处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在写了一纸“出狱以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保释出狱。在此后3年间，他的行动时时为日本宪兵监视。“平均每日宪兵安达必来我家一次。每次都劝我出山”，实际上是监视张东荪。尽管张东荪一度产生“出狱后立即逃上西山”的想法，但因病终未成行。
张东荪爱护青年，又为祖国而不惜以死抗日的爱国主义行为符合他的文化信念所贯穿的道德精神。
●抵制伪国大，与张君劢绝交
抗战胜利后，为争取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通过民主联合政府的途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响应。经过抗战，中国人民经受了极大的锻炼，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统区的民主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民主同盟就是其中的一支主要力量，这是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党性质的社团。张东荪被选为民盟的中央常委。
张东荪和张君劢以国社党领袖的身份，代表民盟出席政协会议，针对时局提出中国急需的是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但政协会议中达成的五项协定并没有起到束缚当政者手脚的作用，国民党极力破坏协定的实施，大举进攻解放区。在内战已经打响、政协决议根本无从实施的情况下，国民党并没有完全放弃舆论攻势，仍然决定按期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的非法国大理所当然遭到了中共的抵制，而另外一些中间党派是否参加便成为一大焦点，如果仅中共不参加，而其他党派都如期参会，国民党一方显然就获得了道义优势，因此国民党对各党派负责人极尽拉拢之能事，以图孤立中共。作为民盟和民社党（国社党此时已更名为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的张东荪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而和张东荪相交多年的民社党党魁张君劢顶不住党内的压力，已决定率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并派员向张东荪游说。张东荪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没有退让。当民社党正式宣布脱离民盟参加国民大会的消息传来时，张东荪气愤地说：“简直是胡闹，想做官，想做官罢了！”包括张东荪在内的民盟中央决定将民社党开除出盟，张东荪、张君劢这两个政治观点相同、兴趣爱好相投的多年老友从此绝交，再未相见。
和谈破裂，张东荪等人仍然幻想以不偏不倚的第三方立场，调和国共冲突，使中国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蒋介石、宋子文曾专门宴请张东荪，劝其参加政府，张说，“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参加和谈的身份”，蒋非常生气，据张本人回忆，“蒋脸色铁青，气得踢桌子下的狼狗”。然而和谈的最后一线希望终于破灭了。内战的全面爆发让张东荪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国究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和当时许多知识精英一样，他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欧美、又异于苏联的“第三条道路”。1946年5月，他在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讲演中将自己的主张公之于众，并随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其要点有三：一是调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制度，建立“中间性的政制”；二是改变国共两大党性质，建立联合政府，走民主之路；三是在国际上调和美苏关系，谋求世界的安定与中国的和平。张东荪的讲演与文章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反响和共鸣，在当时舆论界掀起了一股鼓吹“中间路线”的政治思潮，张氏本人成为当时国际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
张东荪提倡的脱离实际的“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的现实下注定是走不通的。1947年10月，国民党下令解散民盟，抗战后逐步形成的第三方面势力瓦解，所谓的“中间路线”宣告破产。
●“叛国案”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驻守北平的傅作义与解放军就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相差太远，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党组织找到张东荪，希望这样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参与谈判，能够发挥缓冲、调停的作用。张东荪不辱使命，他在和傅作义会晤的过程中帮助傅将军下定了和平解放北京城的决心。毛泽东事后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张东荪后来也认为，使千年古都免遭刀兵战火，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张东荪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参加了筹备会；9月21日，新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张东荪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9月30日，张东荪与周恩来等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月19日，张东荪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这一年元月下旬，张东荪与费孝通等人到西柏坡拜会了毛泽东，会谈中毛泽东对张东荪的“中间路线”主张和反对外交“一边倒”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包括张氏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亲美”、“恐苏”思想。这次谈话让张东荪的情绪一度低沉，但并未使他改弦更张，特别是他坚持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不能和美国交恶，中国不能充当美苏两大国冲突的牺牲品。正是这一“顽固立场”为后来发生的“叛国案”埋下了伏笔。
自从与毛泽东因“一边倒”问题发生争论以来，张东荪感到说服中共改变外交方针是不可能的，便本着其一贯坚持的“中间路线”思路，企图借助个人的声望，利用民间渠道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并无与美国对抗的意图，希望美国不要把战火烧到中国来。正是在这种心理支持下，当张东荪碰到了自称与美国方面有联系而实为美国特务的王志奇时，便寄予了很大的期望。1950年初，王从天津来告诉张东荪，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正在进行计划，张东荪认为世界局势果然按他的预想发展了，充满了焦虑，他对王志奇说：“能不能把一个意见传达给美国，就是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在与王志奇接触的过程中，为了表示自己的分量，张东荪拿出了一份政协名单，并将其中认为可与他自己合作的人用笔勾出。
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却幻想依靠个人的力量和声望打通中美关系，张东荪的书生气灼然可见。他难道就没有意识到，当时他提供给王志奇的一些资料将有可能被人利用？这种私底下的运筹国事绝对是不允许的？后来王志奇被公安机关逮捕并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供述中咬定张东荪向自己提供了国家机密。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接受重点批判的张东荪一跃成为叛国罪人。虽然张东荪拒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更不承认自己是卖国和叛国分子，认为自己的主观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免受战难，但他还是在“世人皆曰杀”的氛围中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屡想自杀谢罪。1952年10月，民盟将张东荪开除，有人并提议将他逮捕法办，但毛泽东指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就这样，张东荪在辞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后，其数十年丰富多彩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虽然名义上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但一个“美国特务”怎会有上课的资格？赋闲家居的张东荪从此以作旧体诗词自遣，在诗中沉痛地自白：书生谋国直堪笑。